美好男孩诈骗记：一个寒门练习生的梦想和坠落
采访、撰文：李颖迪
特约编辑：康路凯
今年年初，正值新冠疫情，一桩口罩诈骗案登上热搜。当事人黄智博，是一名参加过男团选秀节目《以团之名》的练习生，涉案金额11.7万元。受害人陆琪的反应和大多数人一样：明星也会骗钱！
黄智博因诈骗罪获刑三年三个月。由于疫情，他迟迟没能下监，在看守所待了半年。记者和身在看守所的黄智博，通了四次信。
“我在里面过得很好。每天看书、学习，过得很充实，吃的也很好，身体也很健康，每天吃完晚饭我都会锻炼身体。”黄智博写道，但他很少能见到太阳，“每天吃睡，然后双眼皮就没了。”
与此同时，记者陆续前往深圳、陆丰、成都、长沙、上海和北京，采访了黄智博的家人、发小、练习生朋友，行业经纪人，粉丝，以及案件的受害者。
一
2020年2月5日，上午9点，广东陆丰市碣石镇。警察上门的时候，黄智博正躺在床上。警察掀开被子，将他拽了出来。黄智博起身，似乎还没睡醒，本能地拉过被子，埋下头。他穿一件黑色套头衫，顶着一头凌乱的黄发，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，有点儿爱时髦的年轻人。
执法记录仪的镜头晃了晃，他睡在一张光秃的木板床上，一床薄被勉强充当了床垫，土黄色、缀着红花的棉被推到了一旁。床边摆着两个开了线的熊娃娃，底下堆着几件衣服，一个蛇皮编织袋，一件凉席。房间不大，墙被漆过，没什么装饰。
两个警察一前一后，把黄智博铐起来卡在中间，从一栋灰色的楼房押送出来。背后的大门上贴了一副“恭贺新禧”的对联，这天是正月十二，黄智博回到家里还不到两周。
快被押上警车时，黄智博的父亲匆忙拿来一件黑色夹克，给他披上了。——人们正是通过这件夹克确定了黄智博的身份。有人发现，此前他穿着同一件衣服录制了抗疫宣传语和新春祝福视频。夹克口袋里还有黄智博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一些韩元和一张交通卡。警察公布这些“作案工具”后，有人记下银行卡卡号，试探性地转了一分钱，确认转账对象就是黄智博。
消息很快传开了。被抓前，黄智博是乐华娱乐的练习生，一名参加过男团选秀、可以说小有名气的练习生。他22岁，在当练习生的三年里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出道，从一名预备役转正为真正的明星。
黄智博的确成了“明星”，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：他上了热搜，成千上万条评论都在骂他“诈骗犯”、“发国难财”。
案情很快公布。春节期间，他在百度贴吧里发布了口罩销售的信息。联系到一位上海的顾客后，他收取了11.7万元的定金，却将对方拉黑了。
警察问他，为什么会想到卖口罩骗人？
“最开始是我自己要（卖口罩），后面就是拿货太贵了，然后货也没到”。他坐在审讯椅上，戴着口罩，几缕刘海耷拉下来，说话带点儿广东口音。
“后面脑子一乱，然后就收了（钱），然后就把（买家）删了……”
案件的受害人陆琪，在黄智博被捕十天后才注意到微博热搜。她惊讶地说，“天啊，明星也会骗钱！”
陆琪是上海的一名销售。她回忆说，一月底正是口罩紧缺的时候，她的客户需要储备一批口罩复工，她通过贴吧找到一个商户，约定好以九毛钱一个的价格买40万个口罩。她收到对方发来的公司资质证明，工厂打包口罩的视频，还有提货地址，就转去了定金。可当他们开了四小时车去扬州提货时，对方消失了。隔天，他们报了警。
钱最终由黄智博的代理律师退了回来。律师说，小伙子没有什么社会经验，昏了头，家里也可能压力大，需要钱，就想通过口罩周转一下，但没找着货源。律师还提到，黄智博也给别人卖了口罩，收了定金，比他们的金额还大，但黄智博先退了钱，“正好到我们这时候，他就没钱了，微信把我们拉黑了。”
3月17日，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。视频庭审时，黄智博说，自己没有工作，平时没有收入。至于钱款的去处——“这些钱就是花到衣服，还有出去玩，吃喝玩乐这些。还有一万多，用来还了网贷”。
黄智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、确定的罪名、出示的证据均无异议。最终，他因诈骗罪被判刑三年三个月。
二
碣石镇在陆丰市的南边，三面环海，居民多以捕鱼为生。街上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机车，马路上充溢着喇叭声、鸣笛声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。这里离知名的“制毒村”不远，人们说，原来镇上治安不好，常有逃港和飞车抢劫的事。现在安稳了不少，地产品牌碧桂园刚刚进驻，一个崭新的楼盘伫立在海边。
黄智博的家在镇子边上，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房，外侧石灰水泥墙，旁边是长满杂草的水潭。我去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正忙着搬家，剩下的家具不多，客厅摆了一套黄木座椅与茶几，一台老式风扇嗡嗡作响。
唯一特别的地方是二楼的一个房间。当练习生后，黄智博对父亲说，希望在家里弄一块能跳舞的地方。父亲花了七八百元，在房间里装了一面落地镜，安了两个音响。黄智博还在四周墙上贴了几张黑人说唱歌手的海报，只是时间久远，海报四角卷了起来。他的其他物件已经被搬走了，房里空空荡荡。
黄智博的家人在这栋房里租住了七八年。他们曾经在乡下有一套房子，父亲得心脏病后，为了治病就把房卖了。眼下，搬家既是因为租期到了，二来，父亲说，黄智博的新闻上了当地的公众号，“搞得这里到处都知道了”。他们决定离开小镇，搬去市区。
黄智博的父亲曾是农民，后来在深圳当过一阵子木匠，得病后干不动重活，又回到家里批发服装。他瘦弱黝黑，满头白发，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，没有太多表情，也看不出太强烈的悲伤，说话的声音都小小的，常被风扇声盖过。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或许是因为不会说普通话，话也不多。她只是红着眼眶，提来一个塑料袋，里面积压着父亲厚厚的病历本、心电图、诊断书，还有一些药盒。
广东盛夏多雨。父亲看向布满水渍的天花板，说，“这里漏水了”。当我们聊到别的话题时，父亲又嘀咕，这里有漏水，全部都漏水。
父亲曾经最大的指望，就是黄智博和姐姐能稳定工作，攒一些钱，让家里能重新买上一套房子，“可以不用买碧桂园的”。现在，这个愿望看起来更加遥不可及了。
姐姐黄静敏是这个家庭实际的支柱。她26岁，初中辍学后就外出打工，总是把一半收入存起来给家里，支持弟弟的练习生事业。
弟弟出事后，也是她在奔波着。有一个女孩微博私信她，说自己是黄智博的粉丝，能帮忙减刑，她信了，加上对方，以“打点”的名义来回转去三千多元。对方说让她去上海，她也信了，买来六百元的干墨鱼干鱿鱼、六条芙蓉王——因为对方说，里面有六个官要打点。到了上海，她在冷风中只等来了对方的失联。回到家，她把烟退了，海鲜也给爸妈做掉了。
一提起弟弟，黄静敏总是会哭。我们第一次在深圳见面时，一顿饭她就哭了四次。她留着一头齐腰长发，瓜子脸，睫毛密长，是那种走在街上会被人当作学生的漂亮女孩。每次哭完，她会习惯性拿出小镜子，看看自己是否妆花了。
她在一家运动品牌店管仓储，每月工资四千元。为了给黄智博请律师，她四处找人借钱凑了十万。后来她又去当了化妆师，想多挣点钱还债。但这份工作要抢单，她说，年轻的同事和她闹不和，摔她的碗，说她“老女人”。每当我在微信上联系她，她总是隔天才来得及回复。她的高频词是“累”：“活着好累”，“好累，我自己都想哭了”。
网上说她是心甘情愿的“扶弟魔”。但对于黄静敏来说，这更像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。偶尔她会直白地抱怨，“都被智博搞砸了。”
她和父母至今不清楚黄智博案件的原委。年前，黄智博接到公司通知，准备参加《以团之名》的第二季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他刚刚从韩国回到广东家中，12天后就被抓了。但姐姐说，由于要参加新节目，弟弟急迫地需要一笔钱。去年参加《以团之名》，他已经花掉了五六万，这是他当练习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开支了。家里今年本准备把攒来买房的一笔钱打给黄智博，先给他花，但黄智博不要。
“我觉得我不能再给爸妈拿钱了。而我还没出道，我真的无能为力……那段时间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”黄智博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。不同于国内一些公司会给练习生发补贴，乐华参照的是韩国练习生培训体系，他并没有收入。
那时，黄智博收到节目组发来的表格，上面标注着需要自己带的衣服，衣服不许有大的logo，很多他都需要重买。他又录制了一首准备参赛的歌曲，花了几千元找编曲。
他回忆说，后来，他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位朋友在卖口罩，先买了一些给家里用，也和朋友聊了聊自己的情况。朋友问他愿不愿意一块儿卖，说每单会分给他“几个点”，还说他口罩卖的是良心价，就几毛钱一个。
“当时我纠结了很久才答应了下来，我们一起做了好几单，后面有一单金额特别大，我也不知道他发没发货，他也没有再联系我，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，后来有一天我在睡觉时突然就被带走了……”
他不愿再提到更多和案情相关的事。
“说白了就是生错了家庭，真的”，姐姐还是忍不住说，“我爸妈说，如果是生长在一个好的环境，他今天也不会是这样。”
三
小镇离娱乐圈的世界很远，打工是大多数小镇青年的出路。2013年，黄智博读到初中毕业，去深圳打工，在舅舅开的液晶电视厂里操作压屏机，每月挣三四千元。那时他15岁。
他的三个发小阿涛、阿杰、阿龙，读到初一就辍学了。现在，阿涛在家里工作，专门打游戏，卖装备，他也最胖，坐上机车会“咚”地一沉。阿杰染了一头黄发，他是一名“90后造型师”，黄智博回家时就会找他做头发。牙科医生阿龙穿着一身白衣。他们和黄智博一样大，22岁，但阿涛和阿龙已经结了婚，马上就要有第二个孩子。
他们不追星，不看男团节目，黄智博参加的那档也没看完。“我不喜欢那些练习生”，阿涛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行当的偏见，“他们说话gay里gay气的。”
因此，他们总是和练习生黄智博开玩笑。一起出去玩，黄智博在脸上打了隔离霜——阿涛会问，你是不是化妆了，“那要不要买个口红给你！”再比如，练习生不许谈恋爱，黄智博就很久没谈恋爱——“阿博，你是不是gay？”
但平心而论，在出事之前，阿涛是佩服黄智博的。发小们没怎么出过广东，只有黄智博越走越远。在深圳打工时，黄智博喜欢上了跳舞。或者说，他先是喜欢上韩国偶像权志龙，搜权志龙的所有资料，买同款衣服。从那时开始，他有了成为一名偶像的梦想。
对一个工厂男孩来说，真正摸索到练习生的门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黄智博至少经历了“四站”。
2016年6月，他辞了职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去了长沙OLDDOG舞蹈室，15天的暑期集训，花了三千多元。第二站，他去了广州TOUCH舞蹈室，报了月卡，在朋友家蹭住。第三站，他去了成都舞邦舞蹈室，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，报了六千元的半年卡，剩下的钱用来住六百元一个月的青旅。第四站，他去了北京魔鬼训练营，两个月后，他又回到广州应聘了舞蹈老师。
即使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他对每一个节点都记得很清楚。
与此同时，他开始参加选秀。先是韩国娱乐公司FNC和苏宁办的选秀，他从成都到了上海，那一次和他一起去的人里，有现在已是R1SE男团的队长周震南。落选后，他又去了WOD国际舞蹈大赛，之后又参加了一场由成都练习生公司ETM活力时代举办的选秀。
这一次，他被ETM活力时代看中了。2017年9月，黄智博和ETM签约，真正成为了一名练习生。ETM给他免去了十几万的培训费，吃住自理，培养黄智博和另外四个男孩做一支男团。
“努力是成正比的，付出多少就会回报多少！”——机会突如其来，他用热络的口吻写道——“当时心想又离梦想更进一步了！”在成都，五个男孩一起租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号是1508，所以他们给自己取了口号：1508，要火要发！
ETM活力时代在成都春熙路的一栋商业大厦里，对面就是地标建筑IFS国际金融中心，游客来来往往，常在此与爬墙的大熊猫雕塑合影。大厦的22楼，就是黄智博曾经的训练室，我去时已经锁上了门，里面堆满杂物。
带我来的男孩又领我上到27楼，迎来一面带着密码锁的大门。男孩探了探头，在门铃面前踌躇着。他说，自己只是一个“预备练习生”。他自费参与了ETM的培训课程，并未签约。如果说练习生是偶像的预备，他就是预备的预备。过去，27楼是只有签约的练习生才能进的。他还是没有按下门铃，离开了。
刚来ETM当练习生时，黄智博也很紧张。他在信里回忆，每天到学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，没有达标就要受体罚。除了唱跳，学院还会上化妆课，语言课，对于他来说，这“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事”。因为一直生活在广东，他分不清平翘舌，学院老师布置任务，只要他错一个字就打他一巴掌。
但ETM的男团计划很快失败了。黄智博的练习生朋友形容ETM为“培训中心”，相对经营练习生出道和未来演艺事业的经纪公司，它更专注于练习生唱跳技能的培训。
2017年11月11日，韩国公司Big Hit来成都选人。Big Hit业内俗称“大黑”，旗下组合防弹少年团登上过美国《Times》杂志封面，被称为“国际第一天团”。很快，父亲接到黄智博的电话，黄智博说，自己被鹿晗的公司选上了。——父亲把防弹少年团记成了鹿晗，但显然，他并不了解这些明星。
他问黄智博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又劝儿子打消想法，“搞那个？我们哪里有可能，不可能的，你去学跳舞就好了。”
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，准备为他办签证。但到了镇上父亲才得知，办韩国签证要资产证明。父亲找亲戚借了五万块充当临时流水，又找了黄牛，把亲戚的一辆丰田车过户到黄智博名下。但签证还是没办下来，因为没有房子。总不会有人愿意把房产也过户到黄智博的名下。
“我爸到我，反正都是农村的，我觉得（做明星）不可能”，父亲摇了摇头。
得知签证被拒，黄智博一度很沮丧。他的练习生朋友们说，Big Hit很看重黄智博，同期只选中了他一个人，一直等了两个多月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
黄智博并没有告诉朋友们自己无法去大黑的真实原因。有人猜测，是不是广东那边签证很严格？还有人纳闷地问，黄智博的签证怎么会不过呢？“我怎么一办韩国签证就拿下来了？”
半年后，乐华娱乐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黄智博。在中国的练习生行业里，乐华娱乐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名字。它旗下艺人有王一博、黄明昊、范丞丞等，老板杜华刚刚在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里赚了一波人气。一位练习生打了个比方，如果把韩国的三大娱乐公司看作他们的清华北大，那乐华就是985、211，而国内的一切其他公司，他强调，“一切”，都是二三本，或者专科院校。
这一次，乐华承诺送黄智博去韩国培训，免费，还包办签证。“去韩国当练习生一直都是我的梦想！”他如愿以偿。
韩国培训练习生以严苛著称。他们每天要给舞蹈老师拍任务视频，视频的静止画面不能出现一点不整齐，每个动作的角度、高度都要一模一样。有时“大老师”（舞蹈老师）还会打人，黄智博私下和朋友抱怨，说真想找“大老师”干一架。他说他在韩国做过“疯狂的事”，是乘“小老师”（宿舍管理员）睡觉，偷偷溜出去吃烤肉，身上味道太重，喷完香水才敢回宿舍。
在韩国训练了两个月后，黄智博就准备回国参加综艺了。自从2018年《偶像练习生》和《创造101》走红后，腾讯、爱奇艺、优酷在2019年又推出了三档男团选秀。
他离成为“偶像”似乎只差最后一步了。2018年11月22日，黄智博回国。那时，和黄智博一批的练习生都还处在“未公开”状态，但由于他们是大牌公司乐华的练习生，首都机场还是涌来了一大批粉丝，“场面特别轰动”。粉丝们涌上来，不停地拍，有的都快贴上脸了，还有一位粉丝给黄智博送了一只小猪。
——“人生第一次，当时心里特别的开心，这一天终于等到了，还好我没放弃。”
四
“在成为练习生之前，
所有的付出都是成正比的，
成为练习生之后所有努力都不成正比。
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比人家更加
更加努力才能得到回报的人，
我一直都在默默的努力做好每一件事，
始终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。”
（2020年8月26日黄智博来信）
2019年初，黄智博参加了《以团之名》。节目里，他表现平平，话不多，在众多练习生里也不够“帅”，常常弓着背，双手揣在肚子前，拘谨地站着。
第一次亮相，节目让练习生依据自身特质分组，有曾担任过队长的组、全球名校组、可以飙高音的组……黄智博留到了最后，加入了“以上特质都不符合组”。评级时，满分五星，他拿了三星。再到正式分组时，乐华的队长招揽了另一位其他公司的练习生，没有选他。
最终，除了黄智博以外的乐华队友都出道了。更倒霉的是，与同期的另外两档男团选秀《创造营2019》、《青春有你》相比，《以团之名》热度最低。后来有人总结黄智博的这段经历，说这是“被嫌弃的黄智博的一生”。
黄智博写道，他一直相信，这档节目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收获，“结果挺失望的，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和爸妈开口。”他也向练习生朋友表达了困惑，说自己没有综艺感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节目里的问答，“应变能力不好”。
之后的一年，他回到韩国，“拼命练习来掩盖内心的难受”。他原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2岁前出道。但现在，他既没有在节目上出道，公司内部也没有具体的出道计划，“我焦虑过，当时的我已经20出头了。”
大多没出道的练习生都像黄智博一样着急。在韩国，一个练习生完整的训练周期需要三到五年，但在国内，短短两年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。
刘东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点。他曾在ETM训练，后来又签约过四家公司，现在21岁，仍然是一个没有出道的练习生。或者像他所说，变成了一个“普普通通的大学生”。
他满腹委屈。在ETM时，他度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，来聚会的人就有周震南、马伯骞、刘人语、苏芮琪。——“现在出场费都不止一百万了”。其中最炙手可热的是周震南，他在《创造营2019》里以第一名的身份出道。现在，那些出了名的练习生朋友，大多把刘东的微信删掉了。
刘东愿意讲述自己的高光时刻。此前签约的一家公司让他体验过明星的滋味，“给我请了化妆师，造型师，染了我人生中最贵的一个头发，在三里屯，四千块。”
接着，他说起了一个更兴奋的细节，“（公司）给我配了四个经纪人”。每天，四个助理轮流来给他提包，似乎没有更多事可干了。但其实，他的包压根不重，“装了个歌词本，BB霜，我就装了这两样东西。”
更高光的时刻发生在他的17岁，那年，他被乐华选上，来北京参加集训。他留着纯黑的学生头，身高一米八，体重轻松维系在123斤。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说，乐华给他的定位是“青春少女的初恋”。
但两个月后，他离开了乐华。他解释说，因为带他的经纪人越级选拔了他，他成了人事斗争的牺牲品，错过了《偶像练习生》，后来的三家公司也有各种各样的不顺。
一同训练的伙伴已经站在了注意力的顶端。刘东陷入持续的失眠，晚上要靠喝一打啤酒才能睡着。他花了几个通宵，把自己当练习生的经历写成了一篇七八万字的“自传”，其间，他愤怒地写道：
“你不配，这个世界不配，这个社会不配，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。尽管就算我这么说了，你只会轻蔑的说一句，不需要。”
和上一家公司解约后，刘东回到成都老家，过着打游戏、喝酒的生活，似乎快要放弃做练习生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，因为他前晚参加了一场酒局，不得不推迟。第二天我们见完后，他又去了一场酒局。那次我一同前往，到了凌晨三点，五六个年轻人还在一轮又一轮地划拳、扔骰子，吃魔鬼辣的烧烤。刘东就是这样长胖的。由于长期喝酒，现在，他从120斤长到了150斤。
可他又仍不甘心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，刘东提议要去跑步。他再次报名了明年的一档男团节目，决心要减肥。我们到了成都南边的一个湖，没走几步，他就站在路边想要干呕，一会儿又说想上厕所。最后他让我先走，忍不住吐了。等他追上来，才解释说，自己出门前吃了减肥药和左旋肉减，有催吐的作用。之前，他还尝试过朋友推荐的酵素，一天拉八回肚子，再也不敢吃了。
但相对于黄智博而言，即使没有出道，刘东并不会有经济的压力。刘东身处成都一个殷实的小康家庭，父母是公务员，家族从商，一只英短银渐层猫在他两百平米的家中活泼地蹦跳。父母正打算给他另外买车买房。
一家偶像公司的CEO接受采访时预测，黄智博出事后，“此后只会对贫困艺人避而远之，甚至整个行业都不敢轻易选择穷人，态度会比以前更加保守。”还有媒体写道，当下，在娱乐工业中，阶层本身就是入场券。
和刘东一起训练的练习生家境都很好，刘东还是会用羡慕的语气说，“原来我们传说过这么一个谣言，就是说周震南家呀，从客厅走到他卧室要走20分钟。”媒体一度称周震南是“川渝富少”。刘东说，他曾和周震南一起去北京面试韩国公司SM，周震南问他要住什么酒店，他说住个一般的就行。结果，周震南定了一家万豪，一晚上八九百块，“住个酒店给我住出阶级差异来了。”（近日有新闻报道，周震南父母作为房地产商人，于2016年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涉及金额将近12.3亿元。）
还有参加过《明日之子》的马伯骞，父亲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。刘东说，“他爸百度词条比马伯骞都多”。
有时候他们叫刘东出去玩，他不敢答应，“实力没有人家好，然后各方面觉得不如人家。”他猜测说，就像黄智博在乐华一样。——在乐华，和黄智博一批的练习生几乎都是富家子弟，还有一个星二代。
我在信里问黄智博对家境的看法，起初他说，“家境对做练习生其实没太大影响”。但如果长期没出道，“可能就对家里有影响了”。
开销越来越大。黄智博几次在信里提到，上过节目后，他需要更注重打扮，买更贵的衣服，“有了知名度后，你就不能随心所欲了，在机场、活动、上下班，任何场合都会有人跟着你。”参加完《以团知名》，他从无锡飞到深圳，有站姐在机场跟拍。图放出来后，有人直接说他穷、土。
后来另一位练习生送给黄智博一件Gucci的外套，两万元。这是黄智博最贵的一件衣服。
去年，黄智博参加了乐华在澳门举办的十周年庆典，一同演出的有韩庚、王一博等。演出结束后，他回到深圳，在姐姐每月花六百元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天。哪怕是在吃夜宵这样的小事上，他也会和姐姐因为一份七八十元的小龙虾拌嘴。
他想吃小龙虾，姐姐不同意，说小龙虾不太干净。姐姐没说出口，为了去澳门看黄智博的演出，她花了好几百块，想省点儿钱。
那阵子，黄智博忧心忡忡，觉得自己“又要回到原本的生活了”。姐姐催促他，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道，什么时候才能赚钱。他也不知道。被抓前两个月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练歌房。有时情绪不稳定，他和队友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饭店喝酒。喝完回到宿舍，他拿着衣服去了洗衣房，摊在卫生间里吐了三个小时，边吐边哭。
“我很清楚家里是支撑不了多久的，家里也没法等我那么久。”黄智博写道，他把即将要参加的《少年之名》当作“最后一搏”。
五
今年7月，我得到了一次看《少年之名》公演的机会。
长沙的夏天很热，在街上站一会儿就能感到暑气正在身体里蒸腾。但这并未影响女孩们的热情。下午两点，四周道路早已被应援物资侵略，粉丝们挥舞旗子，向路人赠送自制的奶茶、果盒，印着练习生头像的海报、旗帜、横幅一字排开：
“超文眼里有乾坤，迷的姐姐直发晕！”
一个连续参加两次公演的观众说，一个月前街上空空如也，那时节目还没有播出。这条街上的人气，是在一个月内迅速积攒起来的。
公演开始。张艺兴、程潇、郭敬明、胡彦斌入座导师位。这天是一场淘汰赛，五十多个练习生只会留下一半。男孩们化着南瓜色的眼妆，眼角贴着亮晶晶的小贴片。伴随快速的音乐节奏，他们跳起舞来，掀起衣服，露出八块腹肌，眨眼放电、飞吻。
台下的女孩们尖叫，“好帅啊！” “也太帅了！”
为了争夺留下来的机会，练习生们一次次落泪、鞠躬、撒娇，“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，我不想走。”
女孩们又喊，“我们疼你！”“别哭了！”
起初我总是提醒自己，工作在身，要抓住时间采访身边的女孩，并不太关注谁又上了场，直到这两位练习生出现：
一位染着银色的头发，戴着黑色皮手套。他的额角写着一个红色的“火”字，眼角、嘴唇各有一道深红的印痕，像一位年轻的日本武士。他穿着露腹装，随着密集鼓点扭动腰部时，腹肌线条若隐若现。一场舞结束，他大口喘气，柔光打在他的脸上，能看到额头冒出细腻的汗珠。
另一位穿着发亮的黑色袍子，右肩上环绕一圈狐狸尾巴似的白色羽毛。他有一双能用“妩媚”形容的眼睛，尖尖的下巴，M型饱满的嘴唇，嘴角总是上扬着。他蹲下，晃动着肩膀，把一把扇子慵懒地从地面上滑过，身上羽毛随着轻轻摆动。
我旁边的女孩捂住嘴巴，“他好像一个王子！”我也顾不上采访了，加入身边女孩的尖叫阵营——“你也太帅了！”
他们正是黄智博曾经在乐华的队友。如果没有发生口罩事件，黄智博原本也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。
我身边还站了一位站姐，她以前追的是乐华公司的另一位练习生。我问她，“你怎么看黄智博的事？”
她瞪起眼睛，“天啊，追他的也太倒霉了。”
“你身边有过追他的站姐吗？”
她摇头，“没有没有”，又问我，“他真的有过粉丝吗？”
参加《以团之名》后，虽然没能出道，黄智博还是有了不少粉丝。节目播完，他回到韩国练习，有一位粉丝从广州追到了首尔。粉丝每天早上给黄智博送牛奶面包，晚上送宵夜果盘。有一次，她想给黄智博送鞋，黄智博拒绝了，她一直跟到下次他去买鞋，从店员口中得知鞋码后，才成功送出了一双尺码合适的耐克鞋。
但黄智博的粉丝大多拒绝了我的采访。最后，我联系上一位叫糖糖的女孩。她正在河南的一所学校读高三，五点四十分下课后准时接听了我的电话，背景里还有同学们的喧闹声。
黄智博的粉丝群大多解散了。她和十几个粉丝一起“守护住了超话”，申请回了一个粉丝群。有很多网友骂黄智博，“很难听”，她不想复述。但她强调，“不管他们说的多难听，我喜欢他，我就是要等他回家，我从来没有放弃，从来没有。”
后来，我加入进了糖糖所在的粉丝群，里头三十个人，每天都有人在倒数黄智博出来的日子：
“还有一千零二十五天，我们就等到了！三年三个月，一千一百八十五天，很快的。”
“三位数倒计时啦。”
“还有999天。”
六
很难想象，中国有多少没有出道的练习生。在媒体的估计中，这个数字至少是一万五千。也很难想象，中国有多少想要做练习生的年轻人。每当我在微博上搜索各家娱乐公司的练习生招募超话，总能看到无数的年轻人留下自己的照片、联系方式，怎么刷都刷不完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是初中生，甚至小学生。一个12岁的女孩，已经想好艺名要叫“范西西”。一个14岁的女孩，会在体重一栏备注，“130（我可以减的）”。另一个14岁女孩的梦想直截了当，“出道，火。”
我在北京的一家日料店里见到了蒋云，他的绰号是“娱乐圈人贩子”——他专门挖掘素人并推荐给各个经纪公司，为此，他注册了8个微信，每个微信都加满了人。
他举起手机说，“我给你看几个最近来的。”
第一个聊天界面里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。视频里，他的脸有些干瘦，嘴角有一颗明显的痣。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想要当一名练习生……”还没听完，蒋云就迅速划过，“你看，嘴是歪的，头是歪的。”
第二个是一个天津的男孩，蒋云说，“长这样”——男孩挺胖，小眼睛，有着一张圆脸，寸头。在场的人笑了起来。他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，“我已经不会笑了，他们没有自我认知。”
他还说，有时碰到想当练习生的女孩，觉得条件不合适，但不敢回复，“她要自杀的。”又说有次去武汉帮一家公司做招募，中途接到一个内蒙古的电话，一个女人上来就骂他，说正上初二的孩子没了，你把我们孩子拐走了。女人还准备报警，他劝住了，但第二天发现女孩真的独自来了武汉。家长当天飞过来，把女孩接走了。
“这代年轻人真因为这几个练习生节目毁了，”蒋云不断感慨。
他当然清楚背后是怎样的推手。两年来，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推出了八档类似的节目。经纪公司前后脚入场，其中一家在练习生招募文案里这样写道——“我们不招选手、练习生，只挖掘下一个超级偶像。”
蒋云形容，“最可怕的是”，公司的头牌艺人下场抢练习生，给没有签过公司的小孩打电话，“杨幂说，我是你幂姐，晚上有空吗，我们一块去吃个饭。”另一家新公司的老板则是尚雯婕，他带人去面试，尚雯婕就坐在办公室里面。
所有人都在等待下一个“超级偶像”的产生。一旁还坐着一家影视公司的经纪人小泉，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时，聊起因《偶像练习生》成功跻身顶流的蔡徐坤。当我直呼蔡徐坤的大名时，小泉压低声音，“嘘，小心隔墙有耳。”她称呼蔡徐坤为“蔡蔡”。这是经纪人圈子里的“名讳”——只有顶流才会拥有这样的待遇——“你第一可以反应到的那个人就是他。”
也有乱象。小泉提到一家总部在北京三里屯的公司，不加节制地扩招以收取高额培训费。她去参观时，走进办公室，她看见一个像“《最后的晚餐》那样的长条圆桌”，里面人挨着人。她问这些人都是谁，对方说都是经纪人，还说经纪人是不需要工位的，因为他们“每天都要到三里屯去拉生意”。
一位北大毕业的男孩签约过这家公司。我问他，公司怎么收费，他回答，“这个不太能透露”。电话中，他对这段练习生生活的记忆是愉悦的，说公司给内部的练习生组了团，还在北京798搭台表演。离开时，他发了一条微博，“我真的好享受这段时间。”
“就是给他们制造这种幻觉！”小泉说。让她感到困惑的是，即使是这家公司推荐去的练习生，平台也会照单全收。
实际上，三家平台都已经没有更多的人才可以挖掘了。今年唯一一档男团节目《少年之名》把“回锅肉”（指没有出道，连续参加选秀综艺的练习生）作为宣传点。嘉宾张艺兴甚至说，他觉得今年就不应该做这档节目，“前面淘完那么多波了，哪能出好苗子？”
起源于韩国的练习生制度移植到中国后，一切都加速了。在韩国，一个男团需要三到四年，女团要两到三年。但国内公司培养一个练习生，有时练了两月就送上节目。一切都围绕着节目运转。有练习生甚至对小泉抱怨，前东家太注重“硬件实力”，太注重唱跳了——“（但）都是杨超越这样的火了。”
“国内从一开始选练习生就没有标准”，蒋云说。
但短短两年时间过去，练习生行业已不是最受欢迎的选择。短视频的崛起对偶像行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。媒体开始报道，“资本已经抛弃这一行业。”一位文娱记者说，她采访的一家练习生公司曾信心满满地要做练习生梯队，到了今年，练习生全部解散，宣传经纪都转型去小红书拍短视频了。
原来蒋云觉得，“网红很Low”，现在他也开始琢磨，要不要把艺人签下来，自己去做MCN。
这天，蒋云和小泉讨论起一个抢手的女孩。两天时间，他带女孩去面试了八家娱乐公司，都想要签她。小泉所在的公司是其中一家。
女孩有足够的底气来挑选公司。她今年19岁，是一个抖音粉丝过百万的网红。据蒋云说，她已经在成都买了一套三百万的房子，现在每个月有六位数的稳定收入。
我打开她的抖音界面，获赞最多的一条短视频超过了一百万，点开只有短短几秒，是她在海边的回头一笑。女孩的确很漂亮，扎马尾，高挺的鼻梁，穿一身学生制服。另外几条高赞短视频，是她自拍的笑容、夕阳下的笑容。
依靠“颜值”，她获得了这些。
七
我和黄智博一共通了四次信。
谈到过去，“努力”、“勤奋”是他最常提及的词，“努力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回报，但不努力的人就永远都得不到回报。”
谈到现在的生活，他写下了一些痛苦，“如果不是家里给我带来动力，我可能早不在人世了”。但更多时候，他用的是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，“里面的哥哥人都很好，跟我讲了很多人生道理。”
进看守所后，他仍然惦记着唱跳。他让姐姐寄去了韩文书，流行音乐制作的书，男装搭配杂志，音乐人或舞蹈人的自传，点名要找“杨文昊、说唱音乐人Jony J和余佳运的”，还让打印一首英文歌《I love you 3000》的歌词，说他要“学习”。
他让姐姐打印两张舞台照，要选两张“帅气的”，他解释说：“因为这没有镜子，我好久没看到自己了。”
他还想看菜谱、特种兵的书，理由是：“现在的男人都必须会烧一桌好菜”，还有，“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特种兵电视剧，以前看的《特种兵利刃出鞘》就迷上了，当时觉得特别酷。”
有时，我打开他的信，读了一会儿就会忍不住笑出来。信里，他仍然是一个有些稚嫩、甚至有点儿天真的年轻人。
谈到对未来的打算，黄智博还说，刚开始，他每天都是靠想象在度过，也想过去做生意。他让姐姐寄了北京、杭州的城区地图，“对我之后要做的事业规划有关系”。他觉得，这两个城市很适合开公司，他要照着地图给未来的公司选地址。
但更多时候，他强调，自己想明白了，以后还是要做舞蹈和音乐，“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我告诉我，音乐和舞蹈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不要害怕心里有不完美角落，一定不能忘了初衷。”
他语气高昂——“我出去了我会拿回我的所有，我不会被困难打倒！”
他还和我约定——“我出去我还是做我自己，偶像做不了，我就做我的音乐，干不动了我就转幕后，到时候我开全国巡演了邀请你来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哦！”
8月底，《少年之名》收官，一个新的男团再次诞生了。黄智博也关注着《少年之名》。他先请姐姐给他打印一张节目的排名，后来又在信里问我：《少年之名》这档节目火了吗？小苏和小胡这次的两人首秀舞台歌曲是《Attention》这首歌吗？我还听我律师说过，《少年之名》因为我的事延录了吗？
我告诉他，他的一位队友成功出道了，但不忍心提及，在练习生的行列里，他早已被除名了。《以团之名》早早把他的脸糊上了厚重的马赛克，甚至在一个镜头里，有一位练习生只是喊了黄智博的名字，他的嘴巴也被糊上了。
在一封信的结尾，他少见地没有“积极”和“阳光”，而是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：
“如果你是现在的我，你会怎么看待自己，会怎么看待未来？你会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毁了自己而感到难受吗？会不甘心吗？会不会成为你之后生活的阴影？你会怎么想这一切？时间真的很快，突然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公司的小师妹XXX也出来录制节目了，有时候会在电视上或杂志上看到一些认识的朋友，我心里就会胡思乱想，特别的难受，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，我就特别地想哭。”
（感谢曾鸣对本文的指导和帮助。）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陆琪、刘东、蒋云、小泉为化名）
图片来源：黄智博个人微博、以团之名官方微博、少年之名官方微博